春运30年:曹德旺返乡无人识 俞敏洪的故乡早已消亡

春运30年,谁的故乡不沉沦?

时代是不断上涨的江水,我们都是两岸的移民。

十一年前,南方大雪,广州火车站广场十万人滞留,人浪起伏,如风暴前的怒海。

局势几度失控,武警拿着喇叭喊话“你们回家重要还是生命重要?”

万人怒吼回应,“死也要回家”。

几天后,一对湖南情侣模仿电影,从天桥跳向出站列车车顶,男生不幸触电身亡。

同日,一位甘肃农妇,急于进站,攀越站前高架桥时,从十余米高处坠落昏迷。

她手里紧紧攥着一张高价黄牛票,后经鉴定,是张假票。

悲壮气息在广场弥散,入夜,人们开始唱《有钱没钱回家过年》。

歌声像火炬般在人群中传递,曲调走形,但充满力量。

这首歌创作于两年前。北漂音乐人陈晓龙,独自在京过年,他接到父亲电话,“人老了,见一面少一面”。

伤感和思念在蜗居中徘徊不散,最终化成了这首歌。

他找了一群北漂朋友,共同录制,制作费用就是请兄弟们吃了顿饭。

2007年1月,网络歌手龙梅子参加《星光大道》,第一关就被PK掉了,加唱阶段,她哽咽着唱了这首《有钱没钱回家过年》。

节目播出时,这段剪掉了,但歌声却借助网络传开。华谊买下版权后,交给王宝强翻唱。

王宝强说,《士兵突击》是等待在他命中的电视剧,而这首歌就是等待在他命中的歌。

走红之前,他漂泊北京,连续三年没回家过年,也没跟家里人联系,总想着混出名堂再回家。

第四年冬天,他熬不住给家里打了第一个电话,用的小卖铺公用电话,“你们都好吧,庄稼怎么样了?”

电话那头沉默一会,哭骂声传来,“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家里联系,以为你死了”。

2010年,电影《人在囧途》中,王宝强再度唱起这首他心爱的歌。

乡间土路上,阶层各异的人们挤在一辆旧大巴中,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像一句魔咒,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放声歌唱。

故乡是牵挂,故乡是港湾,故乡是来路亦是归途,返乡团圆是除夕最强大的心愿。

1990年春节,潘石屹落魄海南,无钱返乡。此前,朋友建议先坐船到广东,然后扒火车回家过年。

潘石屹想了下从广东扒火车回甘肃的难度,放弃了。他最后指望就是能找到台电视看春晚。

家里人除夕夜也一定守在电视前,大家都看一台晚会,便如同在一起过年。就像当年的苏轼和天上的明月。

他成功忽悠了招待所女服务员,除夕夜混在值班室看黑白电视,晚上9点多,服务员说要休息,把他赶出门。

海南夜很黑,远处有稀落的烟火。他四下环顾,努力寻找故乡的方向。

故乡是魂牵梦萦的终点,然而在时间洪流中,这个终点正不断模糊。

对于生活在故乡的人,变化如蚕食,对于一年一返乡的游子,变化如翻页,每一页都是新章节。

轰鸣的工厂关闭了,热闹的集市消逝了,古老小楼变作喧闹商场,街角的录像厅一路进化成游戏厅、电脑房、网吧,最后化作早教中心。城市如不停扭动的魔方。

而在城市边缘的乡村,时间正抹去残痕。祠堂古锁锈迹斑斑,村舍之间寂静无人,越来越多人在迁入城镇。

俞敏洪说,他的故乡早已消亡,留下来的不过一条石板街和一座石拱桥。

今年1月,潘石屹又回到甘肃天水老家,他掀起村里空地上一块化纤地毯,对朋友说:过去这里有座小房,房子这个位置有个炕,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,从这里来到这个世界。

消失的不光有街巷,还有熟悉的亲朋。

五年前,曹德旺返乡,同辈人只余十几位,他已成辈分最大之人,村里年轻人完全不识,他和故乡牵连,只余一笔笔捐款。

即便曾经相熟的人,在时光中也慢慢变了模样。

《江湖儿女》上映前,贾樟柯写了篇长微博,追忆故乡往事。

少年时叱咤街头的热血青年,如今已变成头发稀疏的大叔,蹲在院门口,呼噜呼噜地吃着一碗面条,与世无争。

我们以为记忆中不变的坐标,其实都各有各的命运。

蒋方舟少年时,和隔壁男孩是玩伴。大人玩笑时,还曾指腹为婚。

她长大后再回老家,变化的不光是城市,还有童年的玩伴,“我和他说要到北京,趁着年轻拼搏,他脸上就真的出现闰土那种欢喜又凄凉的表情,大家很尴尬”。

一切都在消逝,街巷在消逝,玩伴在消逝,最后你熟悉的生活也会消逝。

不同的生活间,总有不同的圈层,你离开一个生活久了,即便回来,也是过客。

潘石屹每次回乡,总会找童年玩伴重温往事,试图抓住故乡的影子。

2013年国庆,他把11名老同学接到北京,看天安门、住长城公社以及参观他的SOHO。

老同学们评价,银河SOHO像三个牛粪团,长城公社一晚上4万,村里有人一年收入还不到1万。那是他们不能理解的世界。

潘石屹在村里人缘很好,但有的儿时玩伴,刻意疏远,“生活不一样,差距太大了,人家上天了,我还在地上”。

成名后,王宝强回乡,依旧下田干活,但随着名气越来越大,他变成了移动的景点,走到哪里,都是围观。

村口为他特意立了块牌坊,上书大字王宝强家乡。

他请童年朋友们吃饭,兴奋地讲怎么拍电影。

席间没谁听的懂,每个人都兴奋地举起手机。

春运是最后的回眸,故乡是消逝的幻梦,而这一切,在三十年前便已注定。

九十年代城镇化浪潮开启,1990年时中国城镇化率为25.84%,而2018年年底时,中国城镇化率59.58%,涨幅34%。

同样历程,英国走了110年,德国走了90年,而我们只用了30年。

三十年间,几代人揣着录取通知书、打工介绍信、进货本金走出故乡,向大城进发,开启一场史无前例的迁徙。

时代是不断上涨的江水,我们都是两岸的移民。

春运就是迁徙中不舍的回望,而江水正慢慢淹没来时的道路。

我们和故乡之间,有一根脆弱的细线,过去是亲情,再后来是追忆,而那根细线,终会崩断在时光深处。

梁文道在《圆桌派》上说:我总觉得春运这个东西,会慢慢减缓,随着老一辈人逐渐去世,过去进城那一代人,开始在城里面落下根来,你就失去了家乡。

或者说,此身在处,便是新的故乡。

多年后回望,那些骑马返乡、滑板返乡的社会新闻,那些城里孩子不知鼓风机,乡下老人不识佩奇的苦笑,带着一个时代特有的浪漫与艰辛,那是大迁徙的烙印。

美国人何伟在《江城》中记录了三峡移民过程中,江水上涨的情形:

看着江水上涨就如同看着闹钟时针的走动:几乎察觉不出来,既没有明显的水浪,也没有奔流的水声——但每过一个小时,江水就会上涨十五厘米。

常年漂泊长江的船员和他说:所失去的,此生难以挽回。

  2016年时,75岁的牟其中出狱,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家乡,住在宾馆之中。

宾馆窗前,便是浩荡长江。

他的老宅就在江水下30多米的地方,那里魂梦所系,那里无从追忆。

江面上涛声如雷,不舍昼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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